必威官方网站,Betway必威,必威APP下载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，其学问“博大恢宏，幽微警警”（钱穆语）。他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创造精神，撰著了多部经史著作，其中关于《周易》的诠释最为全面、深刻。本书将王夫之置于明清学术嬗变的大背景下，系统梳理“四圣一揆”“乾坤并建”“占学一理”“彖爻一致”的解易原理，尤其注重他寓理学于经学之中，象数与义理、价值与知识并重的思想方法。并通过乾、坤、无妄、震、既济等卦的阐发，显示他总结明亡教训，为未来中国文化树立典范的用心。
自汉至唐，经学始终是儒家各种学问的中心。至北宋理学崛起，经学尚与理学并行，当时第一流的理学家多兼治经。虽然重视通过经学的形式发挥理学，但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、朱子，皆重视注经，不单以语录之学名世。此时因学术风气所关，主要注目的是他们的理学。他们讲理学的语录因有亲切直接、不拘时地、随机指点等优点，逐渐为学者尤其是他们的学生所重。特别是朱子，对语录之学的兴起与发展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。他编集二程和上蔡语录，又辑录周、张、二程文集与语录中的重要话语为《近思录》，而此书自编定后一直是进入理学堂奥的重要入门书。《朱子语类》的编定，更是把语录之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明中晚期以后，讲会活动日益活跃，讲者皆用语录形式，所讲内容多致良知之义，经学益以晦亡。明代经学所可称述者，如季本、郝敬、丰坊等，所造皆不如宋元人。皮锡瑞即以宋以后为“经学积衰时代”，而明代之经学尤敝，“明时所谓经学，不过蒙存浅达之流，即自成一书者，亦如顾炎武云：‘明人之书，无非盗窃。’弘治以后，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，将为己说而已。其见于《四库存目》者，新奇谬戾，不可究诘。五经扫地，至此而极”。明代语录之学之盛，亦由于明代科举最重四书；四书取代五经，实有其必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
这一点在明代表现得尤其典型。黄宗羲谓明代文章、事功皆不及前代，唯理学超越前修。而理学最典型的承载形式是语录之学。明代学术重心更加下移，甚至出现了泰州学派这样将儒学推展到普通劳动者的学术派别。明代书院更加发达，士人讲会更加频繁，规模亦更加扩大，这都为语录之学的发达准备了土壤。由明代前期薛瑄的读书札记，到明中期王阳明的讲学语录，到阳明后学特别是“二溪”（王龙溪与罗近溪）的笔舌交胜，讲学雷动风行，再到东林、蕺山的裁量人物，訾议国政，语录之学发展到烂熟。而经学反倒成了少数专家之业，沦为主要是知识的活动，丧失了作为儒学基础的重要地位。
以四书诠释为代表的语录之学直切人的价值关怀，直切修身治世的现实问题，直切修身成德所需要的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与体验，所以主要是一套关于价值的学说，一套以尊德性为主的学说。对平民文化发达的明代社会来说，它是最适切的学术形式。但对于欲恢复儒家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，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兼容，修身成德与制礼作乐不偏废之传统的思想家来说，语录之学偏重于尊德性，偏重于价值传统、个人修身而削弱了道问学的知识传统，削弱了儒家制度文化、历史人文意识等重要方面。
黄宗羲就曾说：“儒者之学经纬天地，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。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，便厕儒者之列，假其名以欺世。”清代乾嘉学者江藩也说：“有明一代，囿于性理，汩于制义，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。自梨洲起而振其颓波，亭林继之，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。”全祖望论到黄宗羲对于清代学术转型的功绩时也说：“公谓明人讲学，袭语录之糟粕，不以六经为根柢，束书而从事于游谈，故守业者必先穷经。经术所以经世，方不为迂儒之学，故兼令读史。”在明清递嬗之时，自觉担负文化传承、文化重建之责的思想家所考虑的是，如何能将宋明理学重视价值传统，重视人格修养，重视身心体验和形上关怀的优点保存下来，且能恢复儒家的注经传统，使两者统一于一个载体上——既有儒家经学的形式，又有理学的内容，兼取二者之长而弃各自之短。王夫之的《周易》诠释便是这样一个系统。
王夫之身处明清鼎革之际，遭亡国之痛，在抗清活动失败，南明政权无可为的情势下，隐居著书，将突出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文化关怀灌注在学术活动中。他的志愿是，恢复儒家以经学为价值之源，为制度之本，为实用根柢的传统，批判地吸收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，以经学为纲领，子史为辅翼，重建中国文化健实、正大、昂扬的面貌。这一志愿首先表现在他的学术规模之广大、深邃上。仅以经部著作而言，《易》类有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周易内传》（附发例）、《周易稗疏》（附考异）、《周易大象解》；《书》类有《尚书稗疏》《尚书引义》；《诗》类有《诗经稗疏》（附考异）、《诗广传》；礼类有《礼记章句》；《春秋》类有《春秋稗疏》《春秋家说》《春秋世论》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；四书类有《四书稗疏》《四书考异》《四书笺解》《四书训义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。这些著作的特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：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即，既有字义文句、名物度数的训诂考证，又有意义的发挥。而意义的发挥，既有以原文之片断为因由广为阐说自己见解的，又有根据严格的义例原原本本解经的。
王夫之的著作规模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意向，这就是，纠正宋明以来特别是明代儒者以语录为学，蔑弃经注，以理学掩蔽、代替经学的做法，又吸收理学重视价值之源，重视义理发挥，在体验和思考中展开修身治世活动等长处。从这一点看，王夫之仍是个理学家，他是在理学总体框架中强调经学传统的。他不同于顾炎武以经学代理学。顾炎武主要是在文字训诂、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彰显儒家经学实证性、知识性、实用性的原貌。而王夫之这方面的内容只体现在他为诸经所作的《稗疏》《考异》上，除此之外更有大事在，这就是广为揭示儒家经书所包含的价值性、义理性内容。这部分内容体大思精而又紧扣时代脉搏。王夫之将他重建儒家文化的鸿愿主要寄托在这类著作中。
四库馆臣以乾嘉学者的去取标准选录前者而弃去后者，故收诸《稗疏》而不收阐发义理的著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诸《稗疏》“言必征实，义必切理……卷帙虽少，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”“确有依据，不为臆断”“大抵辞有根据，不同游谈，虽醇疵互见，而可取者较多”，但对王夫之《稗疏》之外发挥义理的著作未收一字。个中原因，除书中多违碍之语外，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这些著作不合乾嘉学者的脾胃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，王夫之在注经中灌注了理学的基本内容。
明清之间学术转换的一个主要方面，就是替去语录之学，恢复儒家经学传统。但在王夫之这里，经学并非乾嘉学者那样的经学，而是合经学理学为一，容纳了理学优良成分的经学。乾嘉时期的经学，是在明代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制约下，在明清之际诸大师所倡导、所身体力行的经学的基础上，由于外部（如文字狱）、内部（如经学中实用传统、知识传统的强调与恢复）诸因素共同作用才出现的学术形态。这种学术形态与儒家重价值之源，重人格修养，重实际事功的传统距离较远，不是王夫之所理想、所希望出现的经学形态。
王夫之实际钻研易学始于南明隆武二年（1646），是年王夫之28岁。后二年避兵于莲花峰，越加讲求，服膺易理。37岁时，在晋宁山寺中开始写《周易外传》（以下或简称为《外传》）。58岁时，完成《周易大象解》。迟至67岁，写成《周易内传》（以下或简称为《内传》）。《周易稗疏》与《周易考异》大概作于他避居莲花峰越益讲求易理之时。王夫之对于自己的易学著作，最重视的是《外传》《内传》《大象解》三书。在晚年所写的《周易内传发例》中，王夫之总括地交代了自己的治易经历和诸书要旨：
这是说，《外传》并非系统的解经之作，而是就各卦中某些象数、义理片段，引申为说。主要是指点、标举、发挥儒家主有、主动、主生生之流行的学说，批评佛老之空虚寂静，批评受佛老影响的儒家派别，特别是邵雍的先天学，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学术之重建奠立精神方向，间以评论历代人物和史实，借以总结明亡教训。严格说来，这是一部“六经注我”的著作。在易学本身，特重其中的象与数所可引申发挥之处，卦爻之间无连贯，一卦中可有数义，随机阐发，纵横捭阖，以说理透辟为高。
而《内传》则是“我注六经”的著作，固守卦爻辞之本义，视各卦为一整体，卦爻之义相连属，共述一卦之义；阐说不就孤立之一辞一句，卦爻辞之间有逻辑关联，各卦为周易总体的一个局部。而阐说之内容，以天人不二、天人合德为宗。至于《周易大象解》，则纯就一卦的象辞引申发挥，不与卦爻辞有直截关联，也不理会卦爻辞中吉凶悔吝筮占之辞，惟以君子效法大象辞中含蕴的天理而兴起德行为着眼点。这就是他说的“惟大象则纯乎学易之理，而不与于筮。……若夫学易者，尽人之事也。尽人而求合乎天德”之义。
王夫之关于周易的三部著作，有据首尾一贯的义例对经典的逐句解释，有对经义的引申发挥，有对经中字句、事数的考证。这种新的经学范式之导向，在于融理学于经学中，破除语录之学的狭窄拘隘，返于经学的广大健实，对理学突显价值传统，重视成德之教诸优良成分，仍保存于经学中。它可以克服经学的繁重渊浩、重视家法、以名物度数的考证淹没对精神价值的提扬等弊病，以精神价值的求索带出通经致用的效果。这是王夫之心目中的经学，与乾嘉时期的经学固大有不同。
